導讀：

2020年，焚燒成為我國城鄉生活垃圾最主要的處理方式，處理量16322.54萬噸，占比54%。1年后，該組數字增長到20792.26萬噸，占比66%。相關部門似乎想通過建設垃圾焚燒廠，一舉解決“垃圾圍城”的危機。

“爆發式”增長的過程中，過度超前建設導致的焚燒爐閑置現象開始凸顯，各級政府不能向垃圾焚燒企業按時支付電價補貼和垃圾處理費的傳言也在不斷被坐實。而垃圾焚燒排放的巨量廢氣、廢水和廢渣也會帶來環境與健康風險，就眼下而言，焚燒可能還不如想象的“安全”。

海南省陵水縣，一輛輛垃圾車經過，把生活垃圾送到不遠處的焚燒廠。附近的村民要走過長達兩公里滴滿了垃圾車滲濾液的鄉間公路，才能繞過垃圾焚燒廠。從村子到不遠處的南平躍進小學途中，除了要忍受滲濾液的惡臭，還會在順風的時候，被迫“品嘗”垃圾灼燒的怪味。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十三五”至今，我國城市與縣城生活垃圾焚燒廠的數量，從2016年的231座，增加到了2022年的852座[1]。焚燒一舉成為了我國當前最主流的垃圾處理方式。

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隨著居民環境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北京、廣州與杭州等地發生過多起垃圾焚燒廠“鄰避”事件。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多位研究員在2018年撰文坦言，“中國已有過半數省份垃圾焚燒設施規劃和建設，遭遇不同程度的鄰避瓶頸”[2]。所謂“鄰避”，即周邊居民因擔心建設垃圾焚燒廠、化工廠等項目對身體健康與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產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同時采取相關行為。

近年來，與垃圾焚燒“風險”相關的學術研究取得不少進展，在這些研究的推動下，信息不公開、標準不完善的問題正在被解決。“鄰避的情況已經改善了很多，無論是鄰避事件發生的次數還是規模，都下降不少。”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環境社會治理中心主任、研究員郭紅燕告訴《知識分子》。

在新的環境治理背景下，如何才能進一步減緩垃圾焚燒帶來的風險？

“防護距離”要多遠？

對于附近居民來說，擔心的核心問題是距離。垃圾焚燒廠離居民越近，后者感受到的環境和健康威脅越強烈。

垃圾焚燒廠環境防護距離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8月北京市修訂的地方標準《生活垃圾焚燒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當年9月，原環境保護部發布實施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質發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簡稱“《通知》”），要求新改擴建項目評價與居民區、學校、醫院等重點目標之間的環境防護距離不得小于300米。

300米的防護標準，延續至今。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這個距離并不安全。

2012至2022年期間，多項關于中國垃圾焚燒廠的研究發現，垃圾焚燒廠周邊環境的致癌物質多環芳烴、二噁英，以及重金屬鉈、鎘、鉻和鉛污染情況嚴重，周邊居民可能正經歷較為嚴重的健康風險[3-8]。

2019年，浙江疾控中心和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的研究人員對一座運行了 10年的垃圾焚燒廠周圍3公里內的母親及母乳喂養的嬰兒進行調查和研究后發現，生活在該焚燒廠附近的母親身體負擔明顯高于生活在非暴露區域內的母親，兒童血清中二噁英的血脂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9]。

不止是二噁英，重金屬的風險可能同樣嚴峻。

2018年，天津大學、西藏大學的多位研究者對天津某垃圾焚燒廠周圍3公里的土壤和蔬菜實地檢測后發現，該區域土壤的重金屬鈷、鉛、鋅和汞達到中度污染水平，砷和鎘達到了重度污染水平，而分析后得出結論，垃圾焚燒廠排放的大氣污染物是最大的潛在污染來源。對周邊居民而言，該污染水平帶來的致癌風險和非致癌風險都是不可接受的[10]。

“飛灰也是重金屬的主要來源，目前我國主流的處理方式是螯合固化，將飛灰與螯合劑或水泥混合后增加飛灰的穩定性，但固化幾年就失效了，要重新固化，最后這些有毒的飛灰堆在那里越堆越多，只堵不疏，環境和健康風險可能被不斷放大。”海南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教授黃青告訴《知識分子》。

那么，垃圾焚燒廠離周邊居民多遠才相對安全？

今年7月，來自天津大學、海南大學和維也納工業大學的多位研究者，根據我國510座垃圾焚燒廠煙氣排放的五種污染物——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氯化氫的監測數據以及重金屬的排放特征，對危害指數和癌癥風險進行了模型評估，結果表明：垃圾焚燒廠下風向1公里的危害指數和癌癥風險，均高于安全值[11]。

測算發現，1.5公里的防護距離才能將污染物維持在可接受的風險水平。1.5公里是一個最小值，由于污染物落點受風向的影響很大，主導風向下風口受影響的區域范圍可能更大。

我國當年300米的最小“防護距離”是如何設定的？

上述《通知》文件中指出，設定環境防護距離的主要為防止惡臭的影響，“根據正常工況下產生惡臭污染物（氨、硫化氫、甲硫醇、臭氣等）無組織排放源強計算的結果并適當考慮環境風險評價結論，提出合理的環境防護距離。”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告訴《知識分子》：“我認為，當年的300米是基于垃圾處理廠產生的噪音或在運輸過程中撒漏垃圾產生的異味來考量的。因為以污染物排放定排放距離，邏輯上300米肯定站不住腳，因為最大落地點濃度點位肯定在300米以外。”

徐海云進一步解釋道，“從污染物排放的角度，我能斬釘截鐵地說不用防護距離。因為日本、韓國、美國、歐盟定下的標準就是指在沒有防護距離的情況下，垃圾焚燒不會對周邊居民產生影響，這個是經過無數的科學論證的。”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向《知識分子》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最早是衛生防護距離，后來改為了環境防護距離。關于防護距離，學術界本身就有不同的爭論，而且它本身有很多微妙的影響因素，比如大眾的心理。我認為相較于防護距離，最重要的還是要嚴格執行排放標準。”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環境學院教授宋國君告訴《知識分子》。“美國確實沒有防護距離，但它們有完善的風險預警機制，設置了社區溝通專員，如果發生大的環境風險，第一件事要和社區溝通疏散。”

實際中，有關垃圾焚燒廠環境防護距離的科學討論曾長期停滯。

“十年前大家還提防護距離，但后來大家都不提了，因為污染物落點和濃度的計算前提是達標排放，但是否達標并不明朗，尤其是二噁英的監測，1年監測1次，只監測到了不到0.3%的運行時間。”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程和發告訴《知識分子》。

信息能否進一步公開？

在鄰避事件中，地方政府一方面面臨‘垃圾圍城’的緊迫威脅，一方面又要回應群眾訴求。在這個過程中，信息公開和提高垃圾處理設施環保標準也逐漸成為了政府和民間角力的關鍵。”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彭林表示。

2016年6月，中部省份某地發生部分群眾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發電項目事件，該市市委書記后因此被免職。民眾認為，當地政府刻意隱瞞垃圾焚燒發電廠建設，從選址到招標和建設已超過兩年，除官方在網上公示，更多居民無從知情。該垃圾焚燒發電廠在建設施工中也未打標語，其沿途附近居民甚至都不知曉。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副院長、教授譚爽告訴《知識分子》，“提升公眾的知情權，要積極進行信息分享。盡可能將技術優勢及其潛在風險全面呈現，幫助公眾在客觀認知的前提下進行理性判斷和有效溝通，這樣有助于預防鄰避沖突。”

郭紅燕表達了相似的觀點，“避免發生鄰避類環境社會風險的原則之一是信息公開加有效社會參與。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如在規劃里說某個地方近幾年要建垃圾焚燒廠，那么附近有新樓盤出售時要提前讓公眾知道這里近期要建垃圾焚燒廠了，這樣后面建垃圾焚燒廠時居民才不會反對。盡量讓公眾提前參與，同時公眾的意見也能優化決策。”

她在《杭州九峰垃圾焚燒項目環境社會風險化解的經驗啟示》一文中描述道：“政府和企業以不同的形式盡可能公開公眾關心的項目進展及環境信息，項目重啟后召開兩次關鍵性新聞發布會，市政府領導在會上通報了項目簡況、選址公告、環評公示等情況，并接受媒體和公眾問答，互動充分，用當地工作人員的話說，‘被問了個底兒掉’”。

“要想公眾更為理性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不僅需要企業配合進行前期信息公開的工作，也需要政策和制度的保障。”譚爽認為。

事實上，我國有明確的關于垃圾焚燒廠建設期間的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的法律要求。2006年，我國發布實施了《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并在2018年發布了修訂版《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

“但是，如果前期信息公開不完善，加之周邊居民權利意識或者能力不強，公眾往往很少或很難參與其中。但如果周邊居民被完善告知了利弊信息，就算是他不懂，也會找權威人士去理解、學習和參與。”長期關注垃圾焚燒的環境公益律師趙光表示。

焚燒廠建成后，運行期間的污染物排放也是各方關注的重點。2001年，我國發布國家標準《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明確要求對垃圾焚燒廠的各項污染物排放情況進行監測，但并未明確要求公開，直至2014年《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修訂出臺后，監測結果才被逐步要求公開。

2017年，為加強對垃圾焚燒行業的監管，生態環境部要求垃圾焚燒廠安裝污染源自動監控設備、樹立污染排放數據顯示屏、自動監控系統要與環保部門聯網，2018年啟動了環保設施和城市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向公眾開放行動，并在2020年1月上線運行了垃圾焚燒行業全球第一個在線信息公開平臺——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自動監測數據公開平臺，要求所有垃圾焚燒廠每日公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前一日5項污染物（顆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氯化氫）日均值等信息。

隨著信息公開的推進，5項污染物的達標率也得到了改善，日均值達標率在2020年達到99.56%，時均值達標率從2017年的8.1%提升到了2020年（前三季度）的71.48%[12]。

但重金屬、二噁英、周邊環境質量等非自動監測數據的公開情況始終沒有得到提升。

據環保組織觀察，2020年，我國495座在運行垃圾焚燒廠中，僅32%被政府部門公開了二噁英監測信息、49%被公開了煙氣重金屬監測信息[13]；2021年在運行的582座中，在企業官網公開煙氣重金屬、煙氣二噁英、飛灰二噁英監測信息的比例僅分別為18%、15%和12%[14]。

2020年8月，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趙進東向全國兩會遞交“關于全面落實公開生活垃圾焚燒廠煙氣和周邊環境，二噁英和重金屬監測信息的提案”，建議落實煙氣二噁英和重金屬監測、周邊環境和土壤二噁英以及企業自行監測的要求，并將以上三項工作中獲得的數據在“平臺”上進行公開。

生態環境部在隨后答復該提案時稱：“我部正在組織開展二噁英連續采樣和重金屬自動監測相關技術研究……計劃從今年開始逐步在焚燒廠開展二噁英連續采樣試點工作，目前正在準備階段”[15]。但截至目前，暫未有進一步相關動作予以公布。

“提標”長路漫漫

通過嚴格和完善對污染物排放的限值，可以達到減少污染物排放的目標。

“從廣州的經驗看，提高垃圾焚燒廠廢氣排放環保標準最直接的動因就是化解鄰避壓力，但更長遠來看是服務于以焚燒為主的生活垃圾處理技術目標，在減少土地占用的前提下，實現快速垃圾減量。當然，提高廢氣排放環保標準是要付出真金白銀投入的。”彭林認為。

不止是廣州市，江蘇省常州市、浙江省杭州市等也有相似的經驗。

常州市生活垃圾焚燒廠周邊居住著近10萬人，在2007年建設時也曾遭遇鄰避。為此，該焚燒廠在2011年和2019年分別進行了2次提標改造，以氮氧化物為例，最終實現氮氧化物排放平均濃度為53.51毫克/立方米，遠低于全國平均值143.09毫克/立方米。

而在杭州市余杭區九峰垃圾焚燒項目在環評報告的“采納公眾意見”部分，給出了更為直接的證據。該報告使用表格詳細列舉了公眾提出的15項與環保相關的要求，其中一項就是“該項目建設標準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對這條意見的回應是“煙氣排放指標按優于歐盟2000標準進行設計”。

不僅是單個案例，譚爽認為，“涉及焚燒監管、垃圾分類的環保政策、技術標準相繼出臺，這與部分鄰避者對環境問題的持續關切和奔走呼吁密不可分。”

普遍來看，企業運營垃圾焚燒項目，“達標”才是底線。

2014年國家標準《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修訂發布后，部分項目被迫進行了一次提標改造。2018年6月，伴隨我國三年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全面啟動，河南省、河北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漢市等多個地方政府以發布臨時性“通知”“意見”“計劃”的形式紛紛提出了更嚴格的垃圾焚燒排放要求。

2020年至今，為適應大氣污染防治的需求，部分地方政府紛紛推動出臺更嚴地方標準，包括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的河北省、天津市、山東省、河南省，以及江蘇省、海南省、廣東省深圳市和福建省廈門市。

這些地方標準中的最嚴項目，在各項污染物排放均優于歐盟委員會2010年發布的歐盟指令標準。比如，河北省2021年出臺的《生活垃圾焚燒大氣污染控制標準》要求，二氧化硫日均值低于20毫克/立方米，就遠低于歐盟指令標準的50毫克/立方米和國家標準的80毫克/立方米。

而我國垃圾焚燒行業整體的排放情況與歐盟指令標準就有所差距了。根據“青悅數據”公開資料統計發現，2021年上半年有公開數據的580座垃圾焚燒廠中，5項污染物排放均值能達到歐盟指令標準的比例區間為44.5%-99.7%，其中，氯化氫達標率僅及44.5%。

然而，歐盟指令標準也并不能完全保障公眾健康。

2021年，環保組織歐洲零廢棄資助的一項對西班牙、捷克和立陶宛的3座垃圾焚燒廠的研究[16]表明，采樣數據確實符合歐盟指令標準，但生物富集和放大效應仍導致了周邊散養雞蛋的二噁英濃度普遍高于歐盟食品安全限值。

“排放濃度或環境污染水平較低，并不意味著安全。一般人群的二噁英暴露主要來源于食品攝入，比例可高達90%，若食品被焚燒廠的煙氣、灰渣污染且超標了，就可能對特定人群產生很高的健康風險。”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執行主任毛達說。

歐盟指令標準發布9年后，歐盟在2019年推出了更嚴標準——《最佳可行技術結論》。該標準不僅嚴格了5項污染物和重金屬的排放限值，還分二噁英與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短期采樣和長期采樣，對二噁英的排放設置了8組排放限值，其中，對新建設施的二噁英短期采樣限值低至小于0.01–0.04 納克/立方米，遠低于歐盟指令標準和我國國家標準的0.1 納克/立方米。

二噁英類是垃圾焚燒排放的重要特征污染物，也是已知最具毒性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一。

目前我國僅對二噁英有短期采樣要求，可見于《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及其修改單：每年至少開展一次，每次至少采集3個樣品取平均值，每個樣品的采樣時間為0.5-8小時，約占焚燒爐運營時間的0.3%。

“但是，短期采樣只能提供關于二噁英排放總量的不充分信息。法國和比利時的垃圾焚燒爐二噁英長期采樣結果事實上揭示了短期采樣的不足之處，比利時長期監測結果顯示，啟停爐和故障時，焚燒爐的二噁英排放量會有較大波動。”毛達表示。

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院多位研究者發表在2020年的研究顯示，在針對浙江省某垃圾焚燒爐長達168小時的連續采樣監測數據顯示，500個監測樣本中，56%超過了強制性國家標準的0.1 納克/立方米[17]。該數據從科學上挑戰了生態環境部環境發展中心在今年4月公開的短期采樣監測達標率——95%[18]。

但連續采樣監測面臨技術不成熟和高成本的挑戰，宋國君認為：“在二噁英類監管上，美國使用長期采樣的混合樣本去分析的監測方法值得借鑒，這種方法不僅能夠監測95%的煙氣，包括啟停爐和故障時的排放，也優化了成本。”

不僅是監測方法和標準，監測項目也有待補齊。

“垃圾焚燒排放的可凝結顆粒物是導致北京PM2.5能夠在2-3小時內迅速提高的關鍵原因，因為可凝結顆粒物在環境空氣的濕度飽和的時候，凝結核能夠迅速膨脹變成PM 2.5，但是我國并沒有開展對可凝結顆粒物的監測。”宋國君說。

那么，我國2014年后在推動國家標準“提標”上是否有所行動？

2021年，趙進東向全國兩會遞交了“關于減排優控實現垃圾焚燒風險嚴密防控的提案”，提出了“提高煙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在煙氣排放標準中新增多環芳烴和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的建議。生態環境部在答復時稱，“我們將在對全國生活垃圾焚燒行業煙氣中污染物排放水平摸底調查的基礎上，研究論證提高相關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可行性。”

事實上，我國有關垃圾焚燒監測的技術壁壘仍然存在。

2022年4月，生態環境部環境發展中心11位研究員發文指出，生活垃圾焚燒行業二噁英排放強度雖已顯著下降，但我國目前仍然通過使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工具包推薦的排放因子計算排放量，導致理論計算結果與實際排放可能存在較大偏差，不能及時有效評估減排成效[19]。

未來，“提標”可能長路漫漫。

設備閑置、政府欠費的危機

面對“垃圾圍城”，自稱“垃圾市長”的陳建華表現最為亮眼。在任廣州市市長期間，不僅開工新建了多座焚燒廠和廚余垃圾處理廠，還培育了廣州環投集團這一重要的經濟增長點。

但并非所有垃圾焚燒企業都像廣環投那樣順利，設備閑置、政府欠費帶來的危機越來越明顯。

據統計數據，我國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在2020年、2021年分別增加123,875噸/日、205,320噸/日，到2021年年底達到773,903噸/日[20]。

在垃圾爆發式增長的情況下，部分省市出現了嚴重超前建設。據統計，浙江、山東、江蘇、安徽、河北2022年焚燒處理能力余量將分別高達27,560噸/日、18,185噸/日、15,990噸/日、11,138噸/日、10,233噸/日[21]。

2022年3月，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整改任務第42項指出，“部分新建垃圾焚燒發電廠‘吃不飽’，其中河南省鶴壁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實際運行負荷僅50%”。

不止是鶴壁，江蘇省、山東省、福建省等地區的垃圾焚燒廠出現了最長達96天的“按生產計劃停爐檢修”[22]。

“沒垃圾可燒才出現了個別爐子長時間‘按生產計劃停爐檢修’的情況，我們很早就把缺垃圾的情況報送給了市里，但一直還沒有解決。”江蘇省北部某市一家垃圾焚燒廠的技術人員向《知識分子》透露說。“中西部也有類似的問題，我們廠設計的處理能力是600噸，但實際每天只有350噸。”江西省一位垃圾焚燒廠負責人如是說。

我國垃圾焚燒廠的建設運營一般采取BOT模式，即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合同里，地方政府向焚燒企業承諾垃圾供應量，并設定違約條款，但保底供應量一般會設置得非常低，違約條款也就很難被觸發。

不僅如此，企業應收的垃圾處理費、上網點費和電價補貼也有被拖欠的情況。

2022年4月，據研究機構東吳證券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綠色動力、圣元環保、光大環境、三峰環境、旺能環境、偉明環保等8家主要垃圾焚燒品牌面臨嚴重的國補欠費問題，其中龍頭企業光大環境被欠費81億元，國補欠款占凈資產的15%，綠色動力被欠費情況更為糟糕，國補欠款占凈資產的18%[23]。

“省補1毛5，國補1毛9，我們被欠的主要是國補，國補都是一個省統一的，一家去要很難要到，我感覺國補現在都不是根據欠你多少錢來了，就是國家有一點錢看著分分。”江蘇省東部某地一家垃圾焚燒廠的負責人說，“現在如果公司沒有錢就只能去融資，比如向小額貸款公司借。”

“欠費這個事情其實常年都有。”上述江西省垃圾焚燒廠負責人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我們就問他們（政府）要嘛，但中西部的地方政府財政也有點困難，如果實在不給錢，我們就只能問集團借錢了。”

早在去年3月，國家發改委等就聯合印發了《關于引導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進風電和光伏發電等行業健康有序發展的通知》，提出國補拖欠可以通過申請補貼確權貸款等方式解決，同時，通過核發綠色電力證書方式適當彌補企業分擔的利息成本。”

“欠費會影響投資收益率，小的民營企業就撐不住了。目前我了解的欠費主要是國補，這是垃圾焚燒廠收入的一部分，如果垃圾處理費不拖欠，運營應該沒問題。”徐海云認為。

但不僅是國補，據民間環保組織蕪湖生態在今年8月發起的一份匿名調查結果顯示，位于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江西等5個省份的11家垃圾焚燒廠不僅被平均拖欠垃圾處理費5.8個月，共拖欠費用6177.45萬元，另外還被拖欠省級電價補貼7501萬元、國家電價補貼共3億4081萬元。

針對閑置和欠費的現象，劉建國認為：“超前建設的現象說明我們在過去的規劃方面還是存在一些不太嚴謹的地方。但可能在未來焚燒廠也就不會局限于焚燒生活垃圾了，有可能會出現污泥協同處理、醫療垃圾協同處理、工業廢物協同處理等等，這樣也會增加它的收入，并且解決環境中的問題。”

那么，欠費會影響環保嗎？

徐海云認為，“欠費目前還不會影響污染物控制，按照（生態環境）部里的規定，被處罰就意味著焚燒廠差不多要關門了，因為一旦被行政處罰，企業就很難享受環保稅收優惠、減免政策。”

但是，企業在環保上“提標”改造的資金壓力可能被無限放大。因為“提標”不僅需要企業進行設備改造的一次性投資，遠期的運營成本也會提高。

據江蘇省生態環境廳2022年6月在《生活垃圾焚燒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編制說明中的測算，僅針對氮氧化物提標，在原有工藝上增加SCR脫硝工藝（選擇性催化還原法），需增加一次性投資約800-1200萬元/條生產線，以及運行成本17.8-21.6元/噸垃圾。增加PNCR脫硝工藝（脫硝脫硫一體化法），需增加一次性投資約250-300萬元/條生產線，以及運行成本6.8-9.0元/噸垃圾。

對于企業而言，如果設備閑置和政府欠費的情況得不到緩解，“提標”的壓力可能在經營上被無限放大。

隨著各利益相關方對垃圾焚燒風險的深入關注，更安全的焚燒，路在何方？

“垃圾分類是降低焚燒風險的根本措施。廚余垃圾分出后排放的水蒸氣下降，可凝結顆粒物排放自然會下降，對健康損害最大的PM2.5自然會減少生成，另外焚燒廠就變成排放干煙氣了，干煙氣去除重金屬、二噁英等污染物的難度會顯著下降。”宋國君從技術的角度建議。

劉建國認為：“垃圾分類對焚燒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有毒有害物質比如含汞的溫度計，干擾性物質比如廚余垃圾分出后，肯定能從源頭減少重金屬和二噁英的生成。但廢棄物管理要綜合考慮經濟與環境成本，焚燒、分類都要遵循‘實事求是’、‘適度適量’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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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Yaqi Peng, Shengyong Lu*, Xiaodong Li, Jianhua Yan, and Kefan Cen, Formatio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of Dioxins from the Incinera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s: Recent Advances and Perspectives[J]. Energy Fuels 2020, 34, 11, 13247-13267.

18.生態環境部環境發展中心，環境發展專報|關于進一步加強二噁英污染防治監測監管的建議，2022年4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SoDs1iYgs7YVXGjQqsKFPw

19.生態環境部環境發展中心，環境發展專報|關于進一步加強二噁英污染防治監測監管的建議，2022年4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SoDs1iYgs7YVXGjQqsKFPw

20. https://ljgk.envsc.cn/

21. https://ljgk.envsc.cn/

22. 李嘉誠，張靜寧，2022年，開挖、焚燒填埋垃圾的新情況，2022年6月6日， https://mp.weixin.qq.com/s/XI4XmayJltkrPjD3oYySAA

23. 東吳證券，社會資本投資指引利好有機物技術&沼氣發電板塊，持續推薦成長型&低估值標的(勘誤版)，2022年04月24日